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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梁启超点点头，往篝火堆里又添了几块新柴：“怪不得你突然在这个时候来欧，我当初还想着这边战乱，过来有风险，没想到眼光看得这么长远。”

    程诺不置可否，细嚼慢咽着嘴里的苹果：“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”

    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两人之间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中间也是有几个前来邀请或结识的人，也都被两人给巧妙躲过去。

    等到夜色渐深，周边除了烧柴声，就是虫鸣声时，梁启超突然问道：“这么多人处置下来可不容易，你准备怎么安排他们？仅仅是咱们四川那三四个厂子，可吃不下这么多华工。”

    程诺双手撑地，望着月亮说道：“当然是一部分留，一部分走咯。”

    梁启超不解：“留？走？”

    其实法国在战后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。一方面法国的青壮年男子战死颇多，另一方面法国遭受战争创伤、基础设施损坏严重，需要更多人力资源参与战后重建。

    所以法国采取三种方式处理华工：将其中品行不端、行为不法和身患疾病的人一律遣返。

    合同期满，不愿意再逗留法国的华工也一律遣返。

    合同期满，但愿意再留在法国工作并且得到厂主同意的人则重新订立合同，最终有大约一万名华工继续留在法国工作。

    而程诺谋划的就是，将招募而来的华工，留下一部分，带走一部分。

    顾名思义，留，就是将工人留下来，在当地办厂，利用法国相对较好的工业基础，建设一些工厂，吸收先进工业技术，一方面用来赚外汇，为科学院挣更多的科研经费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也能分担办厂风险，毕竟国内那个政治环境，即便是在四川，也依旧让人放心不起来。

    而走，则很容易理解了，即带走回去办厂。

    尤其是程诺此行的主要目的，就是带走先进的炼钢技术，用来支持国内重工业的发展。

    虽然取得技术的过程不会容易，但技术是死的，总有办法能获得该技术。

    但人是活的，尤其优秀的钢铁工业，培养起来可不比技术攻关容易。

    而且这种“走”，也能将先进的经验给引进回国。

    华工返乡后，对当时的城市和乡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    在城市，归国华工赴欧经历促使他们成立工/会、组织罢/工，而且还是从法国这种革/命/老区获得的经验，最终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放异彩。

    在乡村，华工还能积极将自己所见所闻、所学所用尽可能的传播出去。

    程诺还没忘了，陶行知先生还等着跟他一起推广平民教育，支撑这个国家发展的永远是大多数的人民。

    梁启超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道：“想法虽好，但落实起来还是很困难呐，以当下这种动乱的环境，不是所有华工归国后都能得到妥善安置，军阀混战、社会动荡，政府经常朝令夕，

    部分华工必然没有得到重用，走上其他歪路，也是大有可能。”

    这点倒不是梁启超危言耸听，1923年山东临城劫车案＆震惊国际社会，在参与劫持列车的上千中国人当中，有不少人能够讲一些简单的英语或者法语。

    一名被劫持的美国乘客据此判断有部分归国华工参与了此事。这证明有部分华工归国后因生活无靠，所学无所发挥，从而走上了歧途。

    绿林人士掌握数种外语，居然能沦落到当土匪的地步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吃人才能存活的社会。

    程诺起身拍拍屁股上的草屑：“你说的不无可能，公家是指望不上了，咱们可以试试商会。”

    梁启超疑惑道：“商会？”

    程诺笑道：“当然是了，前面咱们说了要支持国内高校的发展，现在自然也要支持国内工业的发展，仅仅是一家科学院必然是不够的，而且还特别容易受到针对，倒不如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商会，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实业家。

    把张謇、陈嘉庚这些老朋友都叫上，一起去四川建厂。

    届时打造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，技术咱们可以提供支援，熟练工么，这不就有了？”

    简单休息一段时间，程诺迅速开始着手华工的培训工作。

    尤其是考虑到语言隔阂，华工总是处于一种“失语”状态，在工作中难以表达自己的诉求，在生活中出行极为不便，还容易受到欺负。

    程诺决定先从语言开始。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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